【專家觀點】美國高凈息差之謎：市場化與創新的力量
新華財經北京10月9日電 題：美國高凈息差之謎：市場化與創新的力量
作者：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劉曉曙
一、“發達國家凈息差必將收窄”是偽命題
近年來，我國銀行業凈息差持續收窄。市場有觀點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成熟穩定階段，企業不確定風險下降，風險定價趨于調低，貸款利率下行，因此凈息差收窄是必然趨勢，并常以日本、歐洲等低利率、低息差國家作為參照。然而，這一觀點實則存在誤區。美國處于高度發達的經濟階段，凈息差卻長期保持較高水平，英國的凈息差也明顯高于其他歐洲國家，凈息差收窄并非經濟成熟的必然結果。
美國銀行業凈息差盡管有所波動，但整體上大部分時間都保持在3%以上的相對較高水平。美國銀行業不僅在加息周期保持較高的凈息差，如2005-2007年期間的加息周期，凈息差保持在3%以上；而且在降息周期，美國銀行業也能維持較高的息差水平，最低值在2.5%以上。
二、市場化成就美國銀行業高凈息差
（一）高度市場化，經營不善的銀行機構即時市場出清
根據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官方統計數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至今，美國共倒閉584家商業銀行，其中包括資產規模逾3000億美元的華盛頓互惠銀行，以及投貸聯動的行業標桿硅谷銀行等知名銀行。
作為反面典型，日本政府的保護使得銀行體系缺少活力。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初期，金融機構經營困境主要集中于中小金融機構。日本政府未讓問題銀行自然出清，而是通過財政注資和行政主導的合并重組等方式，強行避免銀行破產倒閉，即所謂的“護衛船隊”模式。但大型金融機構并購小型金融機構的做法并不能徹底化解不良債權問題，壞賬持續積累不斷加重大銀行經營負擔，1998年日本長期信用銀行、日本債券信用銀行相繼破產，系統性金融機構危機顯現。日本政府再次出手，2001年出臺《金融再生法案》和《金融健全化法案》，允許使用政府和公共基金對銀行注資，有條件地支持經營困難的銀行。1995-2001年期間，日本僅倒閉18家銀行，金融再生計劃實施后，僅2010年有1家銀行（振興銀行）倒閉，日本政府這種為銀行兜底的策略避免了銀行大規模倒閉的危機，但同時也導致日本銀行業整體缺乏活力，盈利低下。日本銀行業凈利潤在2003年之前的幾年里均為負值，2004年后在政府救助下凈利潤扭負轉正，并于2005年達到高點，此后再未突破。
（二）主動求變，不斷“創造”利差機會
美國銀行業幾乎不存在隱性政府擔保，商業銀行一旦經營出現問題就將面臨市場出清。這種市場化退出機制下，不變，死路一條；求變，才有出路。美國商業銀行被迫不斷提升專業化能力、敏銳捕捉市場機會，在科技信貸等新興領域拓展業務。
以第一公民銀行為例，該行為一家美國區域性零售銀行，2000年之前資產業務以住房貸款和中小企業貸款為主。進入21世紀，為拓展凈息差，第一公民銀行開始持續深耕醫療行業，2006年醫療行業貸款占比已達到12.4%，2013年醫療行業貸款占比達到最高25.28%。為避免行業集中風險，第一公民銀行在2013年后又開始多元化客群結構轉型，通過一系列并購重組，加大科技創新領域貸款投放，不斷切入制造業升級、物流運輸、航空制造、風投等行業，2024年科技貸款占比已達到28.66%。持續的客群結構轉型升級使第一公民銀行長期保持較高凈息差，2006年、2013年、2024年其凈息差分別為4.03%、3.42%、3.54%。
再以西部聯盟銀行為例，該行貸款業務一直以對公為主，對公貸款占總貸款比重長期維持在70%以上。2009年到2024年，西部聯盟銀行凈息差保持在相對較高水平，分別為3.97%和3.58%，高于美國銀行業平均水平。為保持較高凈息差，西部聯盟銀行不斷優化自身貸款結構。一是減少對商業房地產抵押貸款和建筑開發貸款的依賴，2009年至2024年，該行商業房地產抵押貸款占比從49.40%下降至21.78%，建筑開發貸款占比從15.21%減少至8.34%；二是加大商業和工業貸款投放，商業和工業貸款的客戶以制造業、服務業、科技企業等實體經濟企業為主，2009年至2024年，西部聯盟銀行商業和工業貸款占比不斷提升，從19.57%增加至23.52%；三是科技創新領域貸款占比提升，西部聯盟銀行的商業和工業貸款內部也在不斷優化，2020年至2024年持續加大科技創新領域貸款投放力度，四年間科技創新和股權基金增幅達到67.44%，占商業和工業貸款比重的18.45%（注：從2020年開始該行在年報中披露商業和工業貸款內部結構）。
三、啟示
當前我國銀行業凈息差不斷收窄，美國銀行業的發展經驗給我們能帶來哪些啟示？
（一）認識上，主動求變
我國銀行業所處的市場化經營環境與日本類似，在爆發金融機構危機事件后，政府往往會選擇兜底，如包商銀行通過改革重組變為蒙商銀行，遼寧國資接盤盛京銀行巨額不良貸款等。部分銀行有“政府兜底”的隱性預期，主動調整業務結構的動力缺失。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美國銀行業同樣承受息差收窄的壓力，但通過主動尋找市場機會、差異化定位、專業化經營，找到新的利潤增長點。
對我國商業銀行而言，還是要主動求變，在看似有限的空間中尋找新的成長可能。美國銀行業的經驗表明，發達的經濟環境并不必然意味著低凈息差。國內如泰隆銀行、常熟銀行，通過深耕小微金融領域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2024年凈息差仍能達到3.56%和2.71%。由此可見，市場機會仍然存在，銀行還是要結合自身稟賦優勢，打造出差異化優勢，開辟出新的息差增長來源。
（二）行動上，加快資負結構轉型
我國經濟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時期，隨著技術革命的深入推進，新舊經濟的分化加劇。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服務對象還主要聚焦于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平臺企業等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傳統經濟增長放緩，占比持續下降，導致貸款利率不斷下降，凈息差收窄。一方面，傳統經濟的市場規模增長受限，直接導致傳統經濟行業資本投入回報率下降，傳統經濟企業所能接受的貸款利率上限也隨之下降；另一方面，傳統經濟企業的信貸需求持續萎縮，銀行業陷入存量博弈困境，甚至出現“內卷式”競爭，進一步導致貸款利率持續走低。
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經濟結構發生新舊動能的轉換，也就意味著金融的服務對象也應該發生轉變。固守在傳統經濟市場中，只會讓銀行深陷內卷。繼續依賴房地產、基建與平臺企業的貸款投放，眼前或許仍能維持一定規模，但長遠必然面臨增量不足、風險上升、回報遞減的困境。對商業銀行而言，應加快“轉型”，順應新舊動能轉換的趨勢，主動加大新興產業領域的服務力度，在客群結構重塑中找到新的增長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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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杜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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