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內部暗流涌動：經濟韌性VS通脹黏性，政策分歧與政治博弈下的艱難平衡

新華財經北京7月31日電 （崔凱）美聯儲在7月的貨幣政策會議上決定維持基準利率在4.25%-4.5%區間不變。此次會議中，理事米歇爾·鮑曼和克里斯托弗·沃勒投下反對票，主張應啟動降息以反映通脹受控和勞動力市場可能走弱的前景 。這是自1993年末以來首次出現兩名理事對利率決議持反對立場的情況 。

盡管面對來自總統特朗普要求大幅降息的壓力，以及市場對9月降息的強烈預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依然堅持“數據驅動”立場，強調需要觀察關稅政策對通脹的影響。反映出美聯儲在政治壓力與經濟數據之間尋求平衡的復雜處境，同時也暴露了FOMC內部對通脹持續性、就業市場前景及政策主動性的分歧。

一、經濟數據支撐與政策考量

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的決策有其經濟數據支撐。第二季度美國GDP年化增長率達到了3%，顯著超越預期，并扭轉了第一季度0.5%的萎縮態勢。然而，這一增長主要由凈出口貢獻，而非內需驅動。凈出口對GDP的貢獻高達5個百分點，這主要是由于進口激增消退后的統計性反彈造成，而非經濟內在動力的增強。私人部門表現疲軟，私人國內最終銷售僅增長1.2%，為2022年末以來的最低水平，顯示出真實需求動能正在逐漸減弱。盡管消費支出增長了2.6%，但根據亞特蘭大聯儲的模型，這一增速已從2.6%下調至2.5%，并且依賴工資增長作為支撐。

在通脹方面，雖然整體通脹數據連續第五個月低于預期，但美聯儲關注的核心PCE物價指數仍位于2.5%的較高水平，表明通脹壓力尚未完全緩解。高盛分析指出，關稅直接導致核心PCE通脹上升約18個基點，如果貿易壁壘進一步加劇，通脹影響可能會更加顯著。6月CPI數據顯示，“超級核心通脹”（即剔除食品、能源和住宅分項）環比上漲0.12%，明顯高于前兩個月的0.01%和0.07%。值得注意的是，家具價格環比上漲1%，遠超總體通脹增速；家電價格環比漲幅更是達到1.9%，顯示關稅效應正逐步傳導至消費端。這些結構性通脹壓力使得美聯儲在考慮降息時更加審慎。

至于就業市場，整體失業率保持在4.1%的低位，勞動力市場狀況依然被描述為“穩健”。然而，內部出現了分化跡象：青年失業率上升至5.8%，創下十年來的新高；科技行業因AI替代而減少招聘，企業普遍延遲招聘計劃。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移動平均值升至23.275萬人，為2024年9月以來的最高點；續請失業金人數連續第七周上升至182萬人，接近2021年底以來的最高水平。這些數據暗示勞動力市場可能正處于一個“臨界點”，但美聯儲認為當前的限制性政策并未過度抑制經濟活動。

二、兩位理事反對票背后的原因

沃勒的反對理由主要基于對勞動力市場的擔憂。他在7月17日的演講中明確指出：“經濟仍在增長，但動能已顯著放緩，FOMC實現充分就業目標所面臨的風險正在上升?！?沃勒認為，當前勞動力市場已處于“邊緣狀態”，企業招聘普遍放緩、青年失業率攀升至5.8%（十年新高）、科技行業因AI替代而減少崗位等信號，均表明就業市場正在走弱。他強調，這種風險“已足夠重大”，足以構成啟動降息的理由。

此外，沃勒分析認為，關稅對通脹的影響是“一次性”的，僅推高整體價格水平0.75%-1%，且核心PCE通脹已接近2%的目標。同時，工資增長并未加速（時薪同比3.9%低于通脹率），長期通脹預期保持穩定。因此，他主張美聯儲應“略過關稅帶來的暫時性擾動”，聚焦于反映基本面的通脹趨勢。盡管他的立場與特朗普政府要求大幅降息的訴求高度一致，但他公開表示，其觀點“并非出于政治動機”，而是基于經濟數據和政策職責的判斷。

米歇爾·鮑曼理事的反對理由更側重于對通脹形勢的判斷。她在6月23日的講話中對特朗普政府關于進口關稅將顯著推高通脹的擔憂表示質疑，認為只要通脹壓力持續緩解，她支持在7月會議上考慮降息。她表示：“通脹似乎正穩步回歸2%的目標水平；核心PCE通脹的潛在趨勢可能比當前數據顯示的更接近目標?！?她評估認為，貿易政策對通脹的實際影響“微乎其微”，其傳導可能存在更大延遲，且程度將小于最初預期。

鮑曼同樣關注到經濟中的疲軟跡象，如私人部門銷售僅增長1.2%以及企業招聘計劃普遍縮減，因此主張應提前降息以預防經濟下行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美聯儲負責監管事務的副主席，鮑曼還提出了一個獨特的監管視角：她警告當前的杠桿率監管框架可能限制銀行在規模高達29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市場中的做市和交易活動，從而削弱市場流動性，對經濟復蘇構成潛在阻礙。這一觀點將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監管議題聯系起來，凸顯了其政策考量的多維度特征。

三、市場預期與9月降息可能性

美聯儲7月會議后，市場對9月降息的預期顯著降溫。根據CME“美聯儲觀察工具”的數據，9月降息25個基點的概率從會議前的64%降至46%，隨后進一步降至45%。這一變化主要歸因于鮑威爾強調美聯儲尚未就9月政策作出決定，并指出需要確認特朗普總統的關稅政策不會成為推高通脹的重要因素。

鮑威爾講話后，美國國債價格應聲下跌，美元指數升至5月以來的新高，而標普500指數則有所下滑。長期利率由于政治壓力上升了大約0.2個百分點，顯示出市場對于政策穩定性的擔憂。美元指數的上漲反映了市場對美聯儲短期內保持獨立性的信心，但長期來看，政治壓力可能繼續影響市場預期。

目前，美聯儲內部明顯分化為三大陣營：一部分成員（如沃勒和鮑曼）認為通脹風險有限且勞動力市場正在走弱，主張立即降息；另一部分成員（如舊金山聯儲行長瑪麗·戴利）希望等待更多數據以評估關稅對經濟的影響；第三部分成員（如亞特蘭大聯儲行長拉斐爾·博斯蒂克）則更為謹慎，傾向于在看到經濟出現明顯疲軟跡象之前不進行降息。

9月是否降息將取決于接下來兩個月的關鍵經濟數據。這些指標包括核心PCE通脹率能否穩定在2.5%以下并呈現下降趨勢、失業率是否會超過4.5%、非農就業數據是否連續低于預期以及關稅政策對通脹傳導效應的強度。如果數據顯示通脹回落且勞動力市場疲軟，則9月降息的可能性可能回升至50%以上；反之，若通脹反彈或勞動力市場表現強勁，則降息可能會推遲到10月。美國銀行經濟學家預測，若關稅導致通脹上升，美聯儲可能會將降息時間推遲至10月而非9月。

四、政策走向與杰克遜霍爾會議

此次會議標志著美聯儲決策機制的重要演變。自1993年以來首次有兩名美聯儲理事在利率決策中表達異議，反映出FOMC內部從“數據依賴”轉向更主動的政策預判。盡管這種公開的分歧可能會暫時削弱政策的可信度，但它也促使鮑威爾需要在后續會議中更加精細地調整這些觀點間的平衡，避免因意見分歧導致市場的過度波動。

回顧歷史，雖然美聯儲內部存在意見不一的情況并不罕見，但兩位理事同時投反對票的情形卻極為少見。最近一次出現類似情況是在2024年9月，當時鮑曼提議降息25個基點而非最終決定的50個基點。而上一次兩位地區聯儲行長投票反對FOMC共識則要追溯到2019年10月。

然而，這種分歧不僅揭示了當前美聯儲內部的復雜局面，還可能對其政策溝通策略造成長遠的影響。為了應對沃勒提出的勞動力市場處于“邊緣狀態”的警告，美聯儲或許會加強對就業市場前瞻指標的研究分析。此外，針對鮑曼關于現行杠桿率監管方式可能限制銀行在美國國債市場活動的觀點，美聯儲也可能考慮相應調整其監管措施。

下一場關鍵政策信號預計將出現在8月下旬的懷俄明州杰克遜霍爾年會，屆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將發表重要講話，為未來的貨幣政策走向提供指引。歷史經驗表明，杰克遜霍爾會議對美聯儲決策具有顯著影響。例如，在2023年的會議上，鮑威爾強調了“數據依賴”的重要性，使得9月降息的概率從80%驟降至30%；而在2024年，由于缺乏明確的方向指引，市場預期出現了波動。

展望未來，9月16日召開的下次議息會議將成為關鍵觀察窗口。目前市場對美聯儲能否在屆時開啟降息周期存在巨大分歧。支持降息的聲音主要基于兩大考量：一是預防式降息的必要性，防止就業市場突然惡化；二是化解政治博弈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反對者則強調需等待更多實證依據，特別是即將公布的兩份就業和通脹報告。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鮑威爾領導的美聯儲正經歷著近年來最為復雜的決策環境。既要熨平經濟周期波動，又要抵御政治旋風侵襲；既要守護來之不易的價格穩定成果，又要防范過度緊縮引發的硬著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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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馬萌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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